“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孙子兵法》此言，道出地理与军事的紧密联系。

　　有人说，文明是自然之最高表现。一定地域上民族与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滋生和承载它的地理环境。

　　地理也是战争取胜的密码之一，地理因素影响战争。在中国革命史册上，早期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往往都带两个字：“山”和“边”。井冈山、大别山、大巴山……湘赣边、川陕边、陕甘边……都和当地的山川地理相关。善借天然地理屏障，是我党发动革命的一个优势，并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重要的人文土壤和革命文化特质，至今光荣绽放、望如朝曙。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为助力国防建设、加强国防教育，今日起“国防视野”版开设“国防地理”栏目，陆续推出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总是通过文化的演进来标注，而推动历史进程的文化从来不属于长襟宽袖的清谈、隔帘花影的慵适。

　　“将垂史乘芳，更炳金石光。”仲夏，笔者穿行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大巴山脉红军石刻间。90年前，苏区军民凿刻于千嶂万壑间的4000余条红色石刻，恰似一条凝重斑斓的文化长卷，镌刻着最初的理想与赤诚。如同擎托革命历史的简牍尺书，仰首观之，眼前依然鲜红如帜；放声诵之，心头依然澎湃如潮。

　　图①：红军石刻“赤化全川”。图②：四川省通江县组织学生前往空山战役遗址参观。图③：学生参观石刻标语。图④：红军石刻“平分土地”。（程聪摄）

　　外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他撰写的《传》中说，的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

　　正是这种创造性的“结合”，改写着中国的命运，并锻造产生了人民军队的红色文化，阔野深谷间的红军石刻也得以赋形。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创建了被同志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大巴山，川陕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等全面进入鼎盛时期——红军从4个师万余人发展到5个军10万余人，同时，拥有24个县（市）级红色政权、4万多平方公里面积、600余万人口的根据地。一片红色的山山水水以耀眼的光芒出现在旧中国的版图上。

　　“渐渐之石，维其高矣。”1935年，根据党中央电令，红军挥师西进、开赴抗日前线。川陕苏区红军告别根据地，踏上伟大的长征之途。

　　虽然只有两年多时间，但红军在大巴山脉孕育出的红军精神，成为一座永恒的高峰，光照史册、永存山河。

　　“红军是宣传队。”翻阅“裹满”战火硝烟的红军文献，苏区党政军组织关于宣传的指示是如此旗帜鲜明：“在做一切工作时，宣传工作要打先锋。”要让“党的宣传工作成为开展斗争发展组织的导火线”。

　　“导火线”一经点燃，引发全面开花。口头演讲、文艺演出、办报出书、唱歌演戏、教育培训、标语墙报……据老区军民回忆，当时红军的宣传形式和方法可谓百花齐放，多达数十种。

　　川陕苏区所处的巴山秦岭素以山高石硬著称。据说，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便写于此。也恰因如此，刻碑凿石成为当地老百姓谋生的一技之长。

　　人类用石刻这种方式表达情感历史已久。应时而生的红军石刻，则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让一种特殊的文化在大巴山落地生根，以斧劈刀削之笔写下浩气经天的一页。

　　1933年初，由红四方面军宣传部两位干事书写、当地石工錾刻的苏区第一幅石刻出现在诺水河畔的石壁上——“争取苏维埃中国”。7个大字个个2米见方，隔河相望，雄健壮观，引来百姓纷纷驻足观望。此举得到苏区党政军领导的高度重视，既然群众喜闻乐见，就让群众多闻常见。于是，在苏区第一届党代会通过的决议中，发出这样的号召：“普遍到深山老林去，多多刻些石字标语。”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苏区党组织和红军闻令而动，从党政机关、群众组织，到红军每个团的宣传部门都开展培训，并配置了专门的“錾字队”。从保存下来的石刻中我们看到，刻制有单位署名的地方党政部门和群团组织有30多个；红军从方面军总部到军、师、团各级留下部队代号的达130多个。一时间，川陕苏区呈现出“巴秦皆镌刻，江岸尽珠玑”的壮丽景观。红军石刻无声胜有声，照灼云霞。

　　令人扼腕的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由于红军撤离后遭受到反动军阀、还乡团的疯狂破坏，加之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剥蚀、山石坍塌，曾经遍及沟壑峡崖的许多石刻已形迹渐泯，许多与石刻有关的人和事也隐没在月落星沉间。再回首，当年苍茫大巴山间究竟錾刻下多少石刻，已憾无可考之据。

　　然而，一切故事莫不是时间的故事。保存于山脉间的4000余条红军石刻的熠熠光芒未曾黯淡，历经砥砺的红色文化山高水长、青山不老。恰如一位老红军重返川陕革命根据地，观石刻、忆往事，激情挥笔写下的《石刻标语赞》：“瑰丽巴山石，雄踞万谷边；红标千百句，嵌绣众心间；大书全赤化，歼敌意更坚；錾字宣传队，风高魏武篇。”

　　雕刻行业有个专有名词——材料语言。大意是，雕刻所选择的材料其实已经表达了一种思想。

　　以铁斧钢錾代笔的石刻，攀绝壁危岩勒石为纸，那些峭拔的山崖、坚硬的巨石本身就凝聚着一种意志、决心和信念。那些朴拙中锋锷所至，豪放间纵笔酣畅的巍巍大字，其顶天立地的气势唯一词可喻——石破天惊。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石刻被誉为中国革命宣传史上的创举、中国石刻艺术史上的奇观。那些存留在“历史现场”的一个个狂飙突进的历史横断面，或许说不上错彩镂金，算不得鸾翔凤翥，但一定充盈着气血风姿，一定凝聚着涓流爝火。

　　它们是记载历史的石刻文献——“文，典籍也；献，贤也。”红军石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口号，党的许多方针、纲领、政策、任务，都是通过石屑飞扬的錾刻，得以传播、诠释。因此，它们又有“石刻文献”之称。

　　宣告我党反帝反封建政治纲领的《中国十大政纲》，约1500字，正楷书錾刻在3块石板上，题图的马克思头像和党旗军旗光芒四射；我党领导下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约3000字，楷书錾刻，以石碑的形式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当门而立；《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令》（草案），长达6000余字齿轮齿条，以青石板刻制……

　　它们是一代革命者激情与理想的倾述。康德说：“激情是审美上的崇高，因为这种激情激发起我们克服任何阻挡的意识。”大巴山脉间那些飞龙走蛇于石壁，攀架勒石于山岩的红军石刻，固然没有丹楹刻桷、吹影镂尘的精雕细琢，但是，重锤猛凿、大刀阔斧之下，凸显出一种崇高的审美。透过幅幅呈现于大地、仰视着天空的石刻，一代革命者坚韧的理想、辽阔的胸怀一览无遗。遥想那些俯身錾字于大地的前辈，心中必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激情冲决而出。

　　川陕革命根据地有一座原本无名的石峰，因有一幅红军石刻常常被白云环绕，便有了“红云岩”之名。山岩对面有一观景台，虽有数千米之距，但4个大字钩锋清晰、临空欲飞——“赤化全川”。石刻每字高5.5米、宽4.7米，嵌入岩石的笔画有数十厘米深，天气好时，20公里之外也清晰可见。这是在苏区的“扩红”动员中，20多位当地石工，历时百余天錾刻而成。

　　比此更为壮观的，是一幅被称为“红军石刻标语之王”的巨幅石刻——“平分土地”。这是为了宣传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红10师28团的錾字队用时2个月刻下的。整个字幅面积396平方米，是红军创作的最大标语。

　　每幅石刻背后都有令人难忘的人和事。正因如此，才使得巴山的石壁扪之有温，秦岭的山风如无韵长歌，向更深远的历史时空传递着蕴藉其中的红军石刻文化。

　　它们是凝结历史的红色中国故事。当年，红军组织宣传队的培训提纲，究其要义，就是要讲清楚3件事：穷人翻身的好日子、红军捷报、支前“扩红”的要求。听起来并不深奥，却产生了改变历史的力量。这里讲的是“中国故事”，亦是“强军文化”。

　　书之，笔墨澜翻；咏之，弦歌不绝。对红军石刻的美学和艺术探究有很多，但直击人心的是铭刻在川陕苏区纪念馆的军民对白——

　　老百姓说，石刻是红军留给穷人世代铭记的念想；红军说，石刻是红军对穷人金石之坚的承诺。

　　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说：“一种文化的每个青春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青春时期。”

　　如果说，这些红军石刻代表着我们民族历史的一种“文化的青春”。那么，一位位红色“刻者”，也是这个“青春时期”的发扬者、拥有者。

　　记者、作者、歌者……都是我们熟稔的称谓。但大巴山峭壁巨石上那一个个如旗帜般飞扬的标语，似乎在默默呼唤着一个尊称——“刻者”，錾刻历史的革命者。

　　——曾任红四方面军宣传部长的刘瑞龙，是笔墨篆刻之艺俱佳的才子，根据地的许多石刻都是经由他实地考察、规划撰写的。那幅蔚为壮观的“赤化全川”，就是他带领20多位石工，爬山登顶刻制而成。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负责人傅钟既是记者又是“刻者”。他不仅审核、撰写红军报刊上的稿件，还亲自一笔一画地把重要文献抄写在石头上，然后由石工錾刻。珍贵革命文物、石刻文献劳动法令就是他的手书。

　　——著名的红四方面军女将领张琴秋，擅长图案设计雕刻轴平面。许多镌刻以红旗、枪杆等象征工农革命图案的红军石刻，经由她手便成为独具一格的作品。今天，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依然矗立着一块墓碑，上面正是由张琴秋设计并题写的碑文——“为工农而牺牲，是革命的先驱”。

　　——有着“将军诗人书法家”之誉的魏传统，曾负责宣传工作。他以一手魏碑体写下许多标语，成为石工们的最爱，被錾刻者甚多。其中，他写下的对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是当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在雄峰壁立间纵横钩锋的大多数“刻者”，皆为无名者。他们将自己融入风华绝代的红色石刻作品中，把平凡的生命化成一首诗——他们的不朽，不是因为伟大，而是因为平凡。

　　当年，少共巴中县委给团员的要求非常具体：“每个团员要带3个青年去参加红军，都要加入宣传錾字队。”他们不负使命，巴中1000余人的“少共国际先锋师”集体编入红军序列，当地保留至今的红军石刻就达千余条。

　　苏区万源县下辖48个场镇，为了向“赶场”的群众宣传革命，他们把场与场之间的路变成“石刻长廊”。其中一段15公里的路，就有60余条之多。

　　在红军撤离后，这些红色石刻成为反动军阀、还乡团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用尽一切手段欲毁之。而这些无名“刻者”在极其艰难危险的情形下，义无反顾、以命相搏，留下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护卫石刻的故事。他们用埋于土、砌于墙、糊之泥等种种办法立柱螺栓，与反动派斗智斗勇，守护着这些“传家宝”“传世文”。

　　巴山石上遗篇在，红色经典励后人。金石可鉴，这些石刻和其“刻者”，当得起“万古流芳”之誉。

　　述往事，思来者。红军石刻作为一种气象肃烈的厚重文化，一种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成为一代革命者光前裕后的风景与版图。

　　就石刻本身而言，它是一种文化形式。红军石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将革命大叙事和个人理性诉求结合起来，把深刻的理论化解成朴素的表达，讲述着文化的流动性和坚固性，从而超越了一般石刻具有的审美品位和美学考量。

　　在川陕苏区，伴随着红军石刻一同产生的许多红色故事，通过各种文化形式流传至今——

　　解放后，人民群众保护红军石刻的故事，由诗人创作为长诗、编创为歌剧《红云岩》；

　　当年，为了迎接红军，巴山石匠连夜在县城门楼赶凿“红四门”3个大字，家中妇孺为他们掌灯照明。从此，大巴山有了独特的红色节日“灯火节”……

　　今天踏访大巴山，满目云水盘桓、山色惊艳。当年，红军镌刻于石的“联合起来土地归穷人，推翻过去人民享太平”的对联，已化作大地上的无尽春色、大美之景。

　　——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内涵的高度浓缩。2021年，巴中市投票通过了新时代的巴中城市精神，即“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是的，这就是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的政治训词。它成为今天的城市精神，是为了永远地铭记初心，也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响亮号角。

　　——“让穷人过好日子”是红军石刻的核心内容。革命前辈的理想已成为现实。2020年底，巴中市5个县（区）全部摘帽，699个贫困村、49.9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今天，老区正阔步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走向共同富裕。

　　——包括红军石刻在内的397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万余件馆藏红色文物，已成为巴中闪亮的名片。坐落于巴中市的23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座红色博物馆纪念馆、10余个全国红色旅游景区，使“巴中红”成为老区最绚丽的色彩。

　　——巴中市连续4届被命名为省级“双拥模范城”，连续两届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今年是延安双拥运动80周年，巴中人民持续唱响“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曲……

　　当年红军撤离前夕，红军首长站在一块大岩石上向乡亲们告别。涔涔泪下的群众送别红军后，在石上刻字铭记。由于石刻被毁，上面所刻究竟是“将军石”“望红台”还是“红军石”尚无定论。但是，山河之石犹在，它们用在刀錾斧凿中凝聚的崇高激情，在铁划金钩间錾刻出的时代坐标，让我们懂得了一个词——金石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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